一九六二年初，北京，七千人大会。会场上批判的火力几乎全压向一个人：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。他推行的"责任田"被定性为"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"、"带有修正主义色彩"。 会场上没有他的座位，他就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坐到会场边上，听着别人一句一句地批他。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，甚至有人喊出要杀他的头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毛泽东说话了："没有曾希圣，长征是不可想象的。杀头之议，不要再提了！"一句话，保住了这个为红军破译了上千种敌军密码的人。 这段往事，浓缩了曾希圣一生的戏剧性——他曾经是站在中国最隐蔽战线上的破译天才，用无线电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"看"得清清楚楚；他也曾经是主政一省十年、敢于为饿肚子的农民闯一条活路的政治家；他又因为在那个年代犯了"左"的错误、又因为想纠正那个错误，被批判、被撤职、被雪藏，直到身后才等来迟到的正名。 曾希圣是湖南资兴人，一九〇四年生在一个书香人家，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曾中生之弟。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，可惜三个月后因病退学，转而进入国民党政治讲习班。 他参加过北伐，后赴苏联学习，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，长期在河南、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，到过中央长江局、上海中央机关，是党内最早的一批特科背景人物。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曾希圣进入中央苏区，在宁都见到了毛泽东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哈哈大笑："无产阶级有人才啊！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了一个希贤，现又来了一个希圣。共产党有圣有贤，国民党可要可怜啰！"——希贤是邓小平的原名。这个玩笑，也可见曾希圣当时在党内已经有了一定名声。 到苏区后，曾希圣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。一九三二年，他参与创建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——也就是情报局，并出任局长，此后一干就是七年。 所谓二局，其实就是靠几部小功率收报机，二十四小时监听各路国民党军队的电台，从敌军的往来密电里破译出对方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。 这项工作在当年就是"听风"，而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三人，正是红军情报史上鼎鼎大名的"破译三杰"。 曾希圣是总负责人，曹祥仁是破译科长，邹毕兆是副科长。一九三四年八一建军节，中央军委为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——这是红军时期最高荣誉，曾希圣获二等红星奖章，曹祥仁、邹毕兆获三等，由周恩来、朱德亲自到二局颁发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这几个"宅男"式的情报官，在红军里地位有多重。 很多人以为红军是"小米加步枪"硬打出来的，其实在情报上，红军早就掌握了"制信息权"。邹毕兆在回忆录里写道，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，军委二局先后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及湘、粤、川、桂、黔、滇、马鸿逵、张学良等各路人马的各种密码多达一千零五十多个，平均每月十七个。尤其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到五月九日这近四个月里，红军在敌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，相继突破了当面之敌的密码九十四种，两占遵义、四渡赤水、突破乌江、巧渡金沙江，靠的都是这些破译出来的情报。 毛泽东后来把这件事比作"玻璃杯里押宝，看得准，赢得了"，还说"没有二局，长征是很难想象的。有了二局，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"。 可情报再准，也架不住不采纳。第五次反"围剿"时，曾希圣和二局忍着病痛，几乎每天破译一本密码，硬是把国民党军的三百五十二本密码全破了出来。可惜掌握了军事大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，对这些情报弃之不用，邹毕兆后来痛心地把这比作"玉变为石"。红军放弃苏区、被迫长征，情报再灵也扭转不了错误的指挥。 长征路上的转折，二局的情报立了头功。
